1９４７年底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躯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因为卧榻太久许多事体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时也肯下1８层楼到各处走走转眼间到了1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驱车到市商会参加元旦团拜而在团拜席上遇见了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
一见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将在元旦日举行大检阅早就过请帖邀杜月笙莅
临指导现在大检阅即将开始他便劝杜月笙和他一道往观操。
杜月笙一时高兴便答应了大家同去。
警察大检阅在福熙路浦东同乡会门前杜月笙一行抵达后全部被邀上临时布置的阅兵台。一行人往阅兵台上一站看过分列式齐步前进后还有各种表演时值严寒朔风扑面杜月笙起先倒还顶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个多钟头他便感到十分不适却碍在节目还没结束不便中途告退于是咬紧牙关硬撑好不容易支撑到大检阅结束他匆匆告辞赶紧回1８层楼。
他回家后往床上一倒就此了高烧请医生来诊视说是感染风寒得了恶性感冒这一场大病又使他缠绵床第一个多月。
等这次恶性感冒痊愈早已过了阴历年。阳春三月“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将在南京召开会中要选举“行宪”后第一任大总统和副总统３月２９日大会开幕之日杜月笙才匆匆赶到南京报到出席。
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下榻在洪兰友的公寓其间长子杜维藩夫妇曾专程自上海前来探视老父杜月笙非常高兴他利用开会闲暇带儿子、媳妇往游南京近郊的风景名胜这便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南京游了。
“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会期由于副总统选举一连经过４次投票才由李宗仁当选所以会期一延再延直到5月1日才宣告闭幕。当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当日便在国际饭店开会为1９４８年5月5日起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只要健康情形许可杜月笙每一个星期必定要到国际饭店去一次因为他在上海号施令的大本营、根据地———“上海地方协会”经他硬性规定一星期在国际饭店开一次会议定一周大事所以这一会议对于杜月笙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上海地方协会的事情他关照常务委员王新衡、秘书长徐采丞多负一点责任这两位是他十分爱重可以信托的朋友。
1９４８年８月1９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金元券规定金圆券1元合“法币”３oo万元金圆券４元合美金1元８月２1日南京政府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监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历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令电各省市政府。不久鉴于上海的情况改由蒋经国亲自挂帅。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1９４８年８月２o日起“法币”停止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圆券。这时正值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蒋介石政权在人民的攻势之下到了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就是蒋介石颁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所以他是下了大决心要把这场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做。
结果他的明令见报消息传出马上引起了各界震动。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卧病在床。他的反应是既明快而又坚决先他命人打电话马上叫他的大儿子杜维藩马上过来：
杜月笙看见杜维藩进门以后喘着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把钥匙交给他说：
“华格臬路楼下那只保险箱里还有一些银洋钱你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把他们全部兑换金圆券。”
杜维藩问：“是在舅公住的房间里？”
杜维藩听说的舅公住的房间就是指曾经显赫一时、常年冠盖云集、门庭如市的那幢华格臬路老宅。胜利后它被改成了宁波西路门牌号码编为２16由于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过再加上隔壁头张啸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横尸两人”于焉被人目为凶宅因而显得门巷冷落车马转稀。
抗战时期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后方华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状态杜月笙曾经把他高桥乡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扬声请了出来帮他看守老宅。朱扬声在楼下挑了一个房间就此在华格臬路长住他那个房间里有一只很大的保险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险箱旁边谁也不知道杜公馆那只大保险箱里装了多少金银财宝？
杜月笙点点头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极重要的事情关照他们。”
儿子答应了杜维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会儿然后辞出。他回到华格臬路说要打开大保险箱把里面存放的东西拿到银行去换金元券。转瞬之间这个消息惊动了全家。大家都要来看看这只大保险箱究竟装得有多少金银财宝？然而当杜维藩在众目暌暌之下把大保险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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