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其祖先自大明朝初就以官游留南京，二百余年。到得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忽有一日，何心隐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王阳明的手稿《传习录》，世间仅此一稿，向焦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焦家素来慷慨，对王阳明的门生一直敬佩，既来求借，当即慷慨解囊，也不要他用什么手稿抵押。但那何心隐说道借得银子之后，不是要出门远游，而是为了找人将这部《传习录》刊行，传遍天下。只是这部先生的遗稿带在身边，总是不放心，要寄存在焦家。焦文杰便答应了。何心隐去后，焦文杰一来仰慕王阳明，而来犯了文人先睹为快的毛病，叫家中子弟都来研读《传习录》。此时正是万历新政，政局宽裕，言路广开，私人印书之风兴起，何心隐这次携来向焦家抵押的，是王阳明的真迹手稿，与外界阳明学说颇有不同。焦文杰研读了数日，忽然想起：“当世私人印书之风大起，我朝永乐帝也因编过一部《永乐大典》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已年老力衰，闲居无聊，今日见这王阳明的《传习录》所闻所说虽不逾越历朝历代的圣贤，却也足以振聋发聩当世，我何不也印出一套书出来，流传后世？”
大富之家，家产万贯，办事容易，他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传习录》从头至尾的他认为何处当注明，何处当存疑，便口述出来，由门客笔录。
但想自己年老，难以博览群籍，这部《传习录》刊印出来，如歧义谬误甚多，不但难享大名，反而被人耻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请来许多通士文儒，再加校勘，务求完善。某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便辗转托人，谦词相邀。应天府向来文士甚多，受到焦家邀请的，一来感其意诚，二来又觉得刊印《传习录》乃是一件美事，便都到焦家来作客十天半月，对底本或作注，或作释，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传习录》确是集了不少人心血。
书成不久，即行刊书。刊印一部书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传习录》由原文加上各文士注解篇幅不小，因此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焦家有的是钱，拨出几件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传习录》，请何心隐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朱恕、颜钧、王襞、罗汝芳、焦竑、周汝登等，共十七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王阳明的原稿加注而成，不过王阳明是海内大儒，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说是“王氏原稿”。“传习录”经过这许多文士修订阐发，是以体大思精，发旨阐明，文字又朴实雅致，刊印发行后大获士林赞誉。焦家又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天理”之说，本有不少违背先贤言语，诸人早已一一解说，但褒赞王阳明的话也在所难免，是以众人意在曲笔维护王阳明。当时王阳明去世未久，读书人心中怀念，书一刊行，立刻就大大畅销。焦文杰一时名噪江北江南。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广的巡抚姓王名之垣，在任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王之垣做了湖广巡抚，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圣旨一下，他东贿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无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几两银子。待得来到焦文杰家。
焦文杰平素结交清流名士，对这贪官很看不起，见他到来求索，冷笑一声，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说道：“依阁下的人品，这两银子本也是不该送的，只是湖广百姓盼望阁下早去，这一两银子就给你做盘缠吧。”
王之垣心下怒极，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传习录》，心想：“这姓焦的爱听好话，人家只要一赞这部《传习录》印得如何如何好，大把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不皱一皱眉头。”便笑道：“焦翁厚赐之，在下感激不尽。兄弟今日离别应天府，最遗憾的便是无法将‘应天府之宝’带一部回家，好让老家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