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祖母去世，荣飞就意识到一个问题，随即建立了体检制度，但第一个撞上红灯者却是将全部精力献给了农村基础教育的王爱英。
“要整理王爱英的事迹，通过北阳及北新的媒体发出去。她是累病的，是为北新和北阳农村累病的。”隆月意识到这是一个宣传联投的大好机会，在董事会上讲道。
“不。在爱英病情未定之前，不准做任何的报道宣传，即使政府方面有此意，也不准记者直接采访病人。这是一条纪律所有人必须遵守。”荣飞断然说。对体制内宣传报道的风格是清楚的，恨不得将思想深处埋藏最深的东西挖出来。王爱英是党员，更是宣传的亮点。搞不好还要搞出个现代版的焦裕禄呢，“如果王爱英不在了，任何正面的宣传都可以，但现在不准打扰她，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那样的话，必须将有限的时间留给她的家人。”
数日后，王爱英的手术在北京实施。主治医生对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家属和同事说，病人的手术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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